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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杨典:古代汉语其实不需要打倒,也打不倒


文章作者:www.ipssc.com.cn 发布时间:2020-02-07 点击:826



杨典:“文字炼金术”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但过去没有人把它作为必修课。因为在白话文运动之前,在文言文传统中,这没什么值得谈论的。几乎所有在旧社会学习的中国孩子都必须从《尔雅》 《说文》开始学习所有汉字的本义和修辞,包括小学、小学和训诂学。“文字炼金术”只是中国古代文字的“本能”和儿童技能,类似于书法。民国以后,白话运动即“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并行不悖,工具化和简体字的仓促普及盛行,修辞学和汉字美学被搁置一旁。在一个社会趋势需要大量普及和加速的时代,如西学东渐、翻译文学、科技、生存危机和新观念的涌入,这是绝对必要的。但与此同时,它也导致了另一方面的快速退化。除了个别作品和为特定艺术创作一些文言文(如秦明、几首古诗词、题画诗、篆书或古籍中的题字),纯文言文不是我的追求。

我在《鹅笼记》的序言中也说过,我不同意完全回到文言文,也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波德莱尔说:“中国人最善于用猫眼看时间”。文学也是如此。一门好的语言,无论是汉语还是其他语言,实际上都需要借鉴或结合所有现有的语言形式,并结合作者自身才华的独创性,从而无限接近文学的猫眼。这种借鉴和融合不仅是横向的,也是与世界文学的交汇点。它还应该包括与中国自身过去成就的垂直交叉,无论是古代还是民国,以及西方古典和现代。20世纪8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在阅读了西方文学、哲学和其他翻译作品后开始觉醒和写作思维,而20世纪中期,纯中国语境实际上已经崩溃。所谓的古代汉语的培养,除了在学校学到的有限的东西之外,还取决于它自己的“补课”。因此,我们是一个大杂烩,没有“主要吸收营养的对象”。我们是天生的功利主义一代。好小说没有标准的语言。教学大纲、口语和俚语都是中文。关键在于把它们放在哪里,哪篇文章或哪本书。这取决于你说什么,你如何描述它,以及你最终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语境、美感和深度。

新京报:你赞成张爱玲的作品(除了她后来的英文小说)。你认为她的语言和细节有什么特点让你觉得它很好?

杨典:张爱玲不需要我来谈论这个问题。有太多的人在谈论她,也有太多的专家。我刚才说除了“细节控制”之外,她还有更多的浓缩词来源,来源于她对《红楼梦》传统(即中国古代古典小说)的继承,也就是所谓的“每隔几年拿出来看细节”。她非常关心单词、单词、标题和对话。如果有更好的词可供选择,她不会随便写。当然,这也是她的天赋和敏感性。至于她讲述的具体故事和细节,包括叙述和结局的开放性,这只是一个好作家的事情。许多人都有,但他们缺少前者。

新京报:你写了很多诗。许多作家,如布罗斯基,认为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如果是这样的话,当你最强调语言的时候,为什么你说小说“总是我最大的情结”?这部小说的哪些方面如此吸引你?

杨典:诗歌当然是最高的语言形式。我一直这么认为。但是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所说,“诗歌不再能充分表达我们的世界和时代。”小说不是,它可以相对完整地表达诗歌在高空看不清楚甚至完全看不到的地方。诗歌是全息的,但不是万能的。

在现代文学中,小说也可以是一首诗。在荒诞之后,魔幻或后现代小说离诗歌不远,但它们并不像诗歌那样精炼和纯粹。文学体裁的差异一直是现代写作中的一个问题。分支也可以是一本小说,讲述一个故事

《鹅笼记》,杨典的书

迪尔本|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02

艺术与商业是古老的矛盾,不认为有任何“解决”的希望

新京报:前言还提到了新世纪以来商业模式对中国小说家的影响。书籍,如一些诗歌和小说,必须是商业性的,因为它们是要出售的。它们也有一些难以与商业或艺术相结合的内容。你认为艺术和商业之间矛盾的结果是什么?这个矛盾有解决办法吗?

杨典:如果艺术和商业结合得好,它们就像受公众和知识分子欢迎的好莱坞电影。不幸的是,电影不是文学。诗歌完全不可能商业化。据说诗歌本质上是商业性的。如果它没有被出版商大肆宣传,那它就是互联网上大量的唾液诗。诗歌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反商业的。然而,有些小说(如当时的通俗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和言情小说,它们曾被统称为贬义的“鸳鸯蝴蝶派”)确实具有商业价值。然而,这些并不影响“最高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发生、反叛、存在和反世俗。伟大的文学只能通过一个有才华的人来延续。例如,一部“杰作”可以传播给公众读者,但如果没有公众的过度传播,它就永远不会被称为“杰作”。只有一个读者可以成为杰作。例如,张爱玲曾被视为鸳鸯蝴蝶派,但后来她成为了一个纯粹的文学经典。还有余雪伦、徐振亚等。这曾经在公众中流行,是准商业写作。现在你看起来不“受欢迎”,而且已经很小了。因为语言会改变和异化。艺术和商业是古老的矛盾,我认为没有任何“解决”它们的希望。解决办法是什么,改编成电影?一部好的一流文学作品通常不能改编成好电影。可以改进的都是二流和三流。

新京报:小说中似乎总有一些“故事”。像《一千零一夜》和《唐传奇》这样的老小说现在被认为是好看或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你认为小说中“故事”的角色或功能是什么?除了“故事”和你重视的语言,小说中还有什么其他重要的东西?

杨典:正如我之前所说,“故事”是小说的一部分,不值得炫耀。这部小说的原意有故事的意思,就像奇怪的、轶事的、轶事的、野史的等等。不是,一个故事怎么能叫做小说呢?《一千零一夜》的伟大在于结构和神秘主义,而唐宋传奇则在于语言。小说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有一些无法表达的东西,比如散文、诗歌、电影和戏剧,也就是说,一种好的艺术不能被另一种艺术所取代。除了语言之外,现代小说也可以是悖论或意想不到的情感的综合写照,但如果这些脱离了语言和形式的美感,它们就会成为失败。小说的困难在于它不可能只有一件事。

新京报:你从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中获得了什么样的写作灵感?

杨典:如果我用我的作品来回答,我已经出版了一本笔记本小说集《懒慢抄》。这是中国当代小说中唯一一部在过去100年里“复兴”了中国传统笔记小说的作品。如果培根的格言被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简洁是有意义话语的灵魂。”因为即使写一部长篇小说,每个句子也可以是笔记小说。理论上这是真的,但没人敢这么做。

《随身卷子》,杨典的书

中国世界|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10月

03

我只写荒诞和荒诞,只写意象和镜像

新京报:有人还说,“所有的阅读都是误读”。在许多读者眼里,小说不是同一个故事。小说集的第一篇,《官鬼午火》,讲述了西周时期粽子这个小国灭亡的故事。宗子国的特点是一个官员应该负责每一件小事,导致官员之间的摩擦和纠纷。这是对官僚机构的攻击吗?

杨典:我最害怕在写小说时使用隐喻,我也反对使用意象。如果你看到任何批评,那只是读者的意见。我不反对。中国文化的确如此

新京报:第《森罗殿》条,弟子“我”以语言为载体,“敢与任何人争论”,但师父总是猛烈地打“我”。这个故事让人想起鲁迅题词的第一句话:“当我沉默时,我感到充实;我会说话,同时感到空虚。”在这部小说中,你是在表达说话的不可能性还是说话的危险?如果是这样,作为一名作家,如何解决这个悖论?

杨典:我想表达的是这篇文章的精神,“痛入骨髓是万世之首,其余皆是正道”。语言在最关键的时候通常是无用的,但是这个句子仍然是一种“语言”。这部小说的背景是禅宗大师和弟子之间的交流。不能说这都是虚构的。这个案子里也有类似的故事。禅宗有一句名言,那就是,“善即是善”。也就是说,如果我心中有任何想法、方向或倾向,那就是错误的,更不用说语言和表达了。当然,即使根本没有概念或趋势,也可能是错误的。简而言之,没有权利。甚至“对与错”的概念本身也是错误或荒谬的。如果这真的是一个悖论,那就无法解决。如果你想解决它,你必须再次战斗。作者也不例外,因为文学只能描述而不能提供答案。

新京报:箕子的小说似乎包含许多寓言和反思,如权力、革命、知识体系等。《野草》似乎在反思文学史上话语权的后果。你如何看待文学史?正如序言中提到的,大多数当代中国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弱点,特别关注自己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你认为文学本身和文学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杨典:我相信每个读者心中都有自己的“文学史”,那就是记忆。每个人的阅读记忆,甚至记忆本身,就是我所说的文学史。文学不等于文学史,就像爱不等于爱和被爱的人,而是他们之间的联系和情感形式。这是看不见的。局长可以报道文学史,但不能报道记忆。这部小说主要讲述记忆对人类和一个群体,甚至野蛮部落的影响和威胁。权力与革命、知识体系或话语权等。如果这些都是隐喻性的对象,那只能说明这部小说提供的景观还没有成为纯粹的文学,有些被误读为社会学、政治学或历史学等。这是我的失败。当然,这并非不可能。阅读感知是读者的自由。但这不是我写作的目的。对我来说,文学是文学史之外一种巨大的黑暗和秘密的精神状态。因为世俗意义上的文学史只是一系列着名作品和着名作家的生活和事件的总和。但是文学是整个世界被扭曲的语言投射。爱因斯坦说,“空间是弯曲的。”如果文学史是整个空间,那么文学就是在弯曲自己。

《酋长与文学史》,杨殿柱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6年12月

04

如果白话文运动有问题,主要是过度补偿

新京报:我们应该反思一个世纪后白话文运动对后世的影响吗?你认为这场运动怎么样?

杨典:白话运动是一场“罪与罚”运动,但也是一场必须犯罪的伟大运动。如果我住在中华民国,我可能是参与者。如果说白话文运动有什么问题,那主要是矫枉过正,比如钱宣彤、顾颉刚等人的激进化,以及第二周与其他作家的工具化。但是在鸟巢的掩护下,谁还有时间去管理语言的美学底线和中国古代原始森林对环境和生态的重要性呢?因为那时文明和人民的生活受到威胁。然而,我认为在古代汉语中仍然有补救的空间,因为基础仍然存在。无论是白话文还是古汉语,关键在于它在哪里被应用。归根结底,语言也是身体和功能的理论无论是用白话还是古汉语,甚至是整个“传统文化”还是现代网络语言,就像杜尚的小便器一样,它的价值取决于你把它放在哪里。在一个反知识分子、恶劣和卑鄙的恶劣环境中,这是垃圾。在一个良好的宽容和理性的社会和工作中,它是一种良好的哲学、表达或

新京报:除了写作,你还画画和弹古琴。这些经历也影响了写作吗?它产生了什么影响?

杨典:这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他们彼此没有关系。他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这是一回事。就像我的早餐、午餐和晚餐一样,它们都是用来吃的。因为这是一回事,所以彼此没有影响。

作者|张进

内容编辑|徐越东

值班编辑|崔郝建

校对|薛静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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